吏士行能令,曹魏前期文化政策的转变

曹操去世时,三国鼎立的局面初步形成,魏蜀吴处于相对的均势,大规模的军事冲突结束。外部环境的改变也使得统治思想转换,儒学开始进一步的复兴。

议者或以军吏虽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国之选,所谓“可与适道,未可与权”。管仲曰:“使贤者食于能则上尊,斗士食于功则卒轻于死,二者设于国则天下治。”未闻无能之人,不斗之士,并受禄赏,而可以立功兴国者也。故明君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论者之言,一似管窥虎欤!——这是建安八年曹操颁布的《吏士行能令》。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豪并起。自汉武帝以来所确立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传统文化政策面临着挑战,各个军阀为了在纷乱的斗争环境中确立自己的地位,不得不顺应时势采取相应的政策。在曹魏前期,曹操采取了名法兼治、“唯才是举”的政策;曹丕、曹睿继位后,社会相对安定,继而重提儒家名教,尊儒重德。

这短短一百来字的令文,把“唯才是举”讲得非常透彻。它对现在做管理的仍旧具有指导意义。赛马不相马,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人才大致可以分为四类:有德有才,有德无才,无德有才,无德无才。对于管理者而言当然是希望他的部属是有德有才了。但是这只是个美好的想像,现实中有才的人本就很少,在这些很少的人里还要有德,这就更少了。因此那些名留千古的贤明人物总是凤毛麟角。对于这样的人就不要抱太多的幻想了。至于最后一种无德无才的情况也是比较少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像这样一无是处还会被重用的就更少了,除非他是管理者的亲戚。最多的应该是第二种和第三种了。品德呢,谈不上好也说不上坏,才能呢,既不是非常优秀也不是太差劲,这就是绝大多数人。要怎样才能让这些人发挥自己的才能呢?那就只有一种,用事实来说话。真正地让贤者食于能,斗士食于功。只有这样才会最大限度地调动起这些人的积极性。一个团队如果形成了这种良性的竞争氛围它带来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没有谁会甘于落后。在这种良性竞争下,它会给整个团队带来无限的活力和生机。管理者只要让这股活力和生机不断壮大,那整个团队就会走得更远。

实际上此令就是向东汉传统重儒思想挑衅的战斗檄文。用管仲“使贤者食于能则上尊,斗士食于功则卒轻于死,二者设于国则天下治”的观念,有力地批驳了“军吏虽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国之选”的腐朽观念。这为他日后不久就提出“唯才是举”这么铿锵有力、振聋发聩而又成熟的思想准备了条件。这具体表现在曹操连续颁布的三次用人令中:建安十五年的“求贤令”、建安十九年的“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和建安二十二年的“举贤勿拘品行令”。上述三次用人令中,曹操明确地排除了传统用人观中的几种限制。即:“有才能而负盗嫂受金之辱名者;有才能而年老者;有才能而为政敌者;有才能而不仁、不孝、不悌者;有才能而社会地位低下者。”这五种限制的排除,表明曹操“唯才是举”的重才思想已经达到了“轻德”的程度,因为在战争环境下,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使用所需人才。

此时距官渡之战已过去二年多了。袁军主力在官渡遭到了重创,已经无法再和曹操争雄了,但河北大部分地区依旧掌控在袁军手中。尽管袁绍本人于建安七年病逝,但他的军事集团并没有消散,他的势力被几个儿子瓜分。这些军事集团仍然是曹操不小的威胁。建安八年,曹操为了平息因前期战功封赏而不满的议论,特颁布此令。

议者或以军吏虽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国之选,所谓“可与适道,未可与权”。管仲曰:“使贤者食于能则上尊,斗士食于功则卒轻于死,二者设于国则天下治。”未闻无能之人,不斗之士,并受禄赏,而可以立功兴国者也。故明君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论者之言,一似管窥虎欤!

二、魏文帝曹丕“德行并重”文化政策的提出

曹操文化政策的提出,有一个酝酿和完善的过程。曹操初任济南相时,“长吏多阿附贵戚,脏污狼藉,于是奏免其八。”可见曹操采取名法之治,首先是从选士方面着手的。由于官场腐朽黑暗,曹操得罪了权贵,不得不告病还乡,暂时中断了仕途,但这却为他以后用人政策的提出提供了宝贵经验。《论吏士行能令》曰:

曹丕践祚,华歆即建言,以为“‘丧乱以来,六籍堕废,当务存立,以崇王道。夫制法者,所以经盛衰。今听孝廉不以经试,恐学业遂从此而废。若有秀异,可特征用。患于无其人,何患不得哉?’帝从其言。”因此,世值承平,《五经》的地位得到恢复。而且,文帝同样重视对后代的儒学教育,他甫即位,就要求官吏课考儒家六艺,延康元年秋七月令曰:“百官有司,其务以职尽规谏,将率陈军法,朝士明制度,牧守申政事,缙绅考六艺,吾将兼览焉。”不久又祀祠孔子,黄初二年诏曰:“以议郎孔羡为宗圣侯,邑百户,奉孔子祀。”还“令鲁郡修起旧庙,置百户吏卒以守卫之,又于其外广为室屋以居学者。”这是继汉代以来,第一次为儒家学者建设馆舍的记载,从而为儒学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魏文帝曹丕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纠正了曹操名法之治的偏颇,使社会逐渐走上了儒家名教的治国道路,儒学呈现出复兴的面貌。

一、曹操文化政策的制定

曹操三下求才令,唯才是举,不问德行,但一俟天下略安,“治平尚德行”的条件初步具备,他还是比较关注儒学和教育的发展的。曹操用人唯才是举,自然也不废儒士,对袁涣、何夔、高柔等儒士的建言,也是持“善其言”、“深纳焉”的态度。对地方官吏的循吏作风,曹操也是十分勉励的。曹操时,杨俊迁南阳太守,“宣德教,立学校,吏民称之。”邢颙被时人称曰“德行堂堂邢子昂”,曹操辟他为冀州从事,后“除行唐令,劝民农桑,风化大行。”曹操诸子高选官属,令曰:“侯家吏,宜得渊深法度如邢颙辈。”任嘏“累迁东郡、赵郡、河东太守,所在化行,有遗风余教。”东晋庾亮曾高度赞扬曹操道:“魏武帝于驰骛之时,以马上为家,逮于建安之末,风尘未弭,然犹留意远览,太学兴业,所谓颠沛必于是,真通才也。”这些事例很多,大多在官渡之战之后,因为此后,曹操基本上统一了北方,相对安定的局面在北方实现,因此,有必要把儒学的重建提上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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