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到仿膳饭庄吃饭为何一再,邓小平爱打桥牌

现在世界上桥牌的叫法很多,比较流行的有两种,一种叫精确叫牌法,一种叫自然叫牌法。具体怎么打,都有一定的规矩。我们和小平同志开始打牌的时候,叫法还不是那么系统、规范,我们的一套打法是自己设计的,基本上精确,但是比较简单,其中好多复杂的问叫,有时候就根据经验判断。也有一批人打得特别的细,叫牌很精确,但有时候我们发现太精确了也有缺点,因为你不管怎么精确计算也不可能完全准确,有时候反倒还不如我们凭经验打牌。总的来说,我们是凭经验打娱乐桥牌。小平同志打牌守得紧、攻得狠、打得稳,无论领先还是落后,都很有风度。打牌中,他总是注意在不成局的牌上节约时间,而在成局、满贯或难度较大的牌上多花一点时间和精力。

1973 年8
月,庞长红被安排到仿膳饭庄上班,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万里在与庞长红谈话时特别强调:“江青经常要去仿膳,一般人应付不了她,你要好好答对。你去了不要怕赔钱,费用由我想办法,但一定不能出事。”

我们最后一次打牌大约是1994年国庆节,那天比平常散得要早一点儿,他要去看烟花。从那以后就没有再通知我们去打牌了。那次打牌,他头脑还是很清楚的,尽管他手有点儿抖,拿牌拿得比较慢。邓楠在后头帮着他捋牌,打什么牌主要还是他做主,他说一声叫一个草花,要好了邓楠就给他重复一声。他对每一副牌打得还是很认真,很有兴趣的样子。

毛主席平时来这里次数极少,只是在这里宴请过朝鲜的金日成首相和越南的胡志明主席。毛主席在这里用餐很简单,每次只问“有没有辣子?”只要有这道必备菜便没有其他要求。

1961年小平同志到北京顺义农村调查,休息的时候想玩一玩,就让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找人和他打桥牌,刘仁就找了王汉斌,王汉斌就约我一起去。一见面小平同志就问我们的名字,然后就说王汉斌干脆就叫大王,你就叫二王,以后长期就这么叫了。接着我们就坐下来开始打牌我当时就是个北京市委的中层干部,觉得这么大的领导,年纪也挺大的,开始有点儿紧张,可是打着打着就不紧张了。

养蜂夹道是北京无数条胡同中的一条普通胡同,它位于中南海后门马路对面,北京图书馆西侧。在这条胡同里,坐落着一个大大的院落,门口没有任何牌子和其他标志,而且无论对内对外都没有任何名称。现在它的原址上已建成了一座305
医院,往日人物的踪影已经进入历史的记忆中。“文革”中它曾被揭发出来并被称作是“三家村”、“四家店”反党活动的黑据点,但究竟它是个什么地方,大多数老百姓是不甚明了的。

1964年,有一次小平同志到东北视察,吴晗、张明义和我陪同。白天小平同志参观,我们跟着他参观,晚上陪他打牌。杨尚昆对小平同志开玩笑说,别人打牌都是三缺一,你是一缺三,我把你这三个都带来了。

粉碎“四人帮”后,庞长红就想着如何恢复这块匾额的原貌,以告慰总理。他找到老舍夫人胡絜青先生,商量弥补办法,老人不顾高龄,翻箱倒柜,几经选择,终于找出与匾额相称的“老舍”二字,精心加工补在了空缺处,完成了总理的遗愿。(文章来自
《文史博览》2011年第11期)

有一次,我跟王汉斌商议觉得,小平同志这次出来我们应该去看看他,我们又跟丁关根共同商量了一下就给张宝忠打了电话,说我们想去看看老爷子。

但如何渡过这道难关,确实颇费思量。由于他多次接触过江青,比较了解她喜欢别人吹捧、奉承的特性,所以很快想好了对策。他对这位副局长如此汇报:“盘子掉在地上,造成很坏影响,我作为饭庄的领导要承担责任,今后我们一定努力提高服务质量。但掉盘子的事确实不是有意的,那位服务员政治可靠,平时一贯表现不错。他那天主要是因为太激动了,作为江青同志的老乡,又是个新人,他一心只想好好看看江青同志,一不留神才出的事。”江青听了这番汇报,只得作罢,一场风波被巧妙地化解。

如果来的人不齐,我和王汉斌也跟小平同志打过对家。为了人多一点好轮换,后来又陆续地吸收了北京市委的一些人,但是比我们去的次数都少得多。或者我们有事,或者人不够的时候他们上过场。小平同志牌技是很高的,所以我估计他不太愿意跟牌技差的人打。另外,固定的搭档比较熟了,所以小平同志也愿意我们经常去。周总理给我支招,说的都是内行话当时打牌一般都是在北京养蜂夹道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是小平同志、彭真等中央书记处的领导根据大家的意见提议建立的,为党内副部长以上、军队少将以上的领导干部提供一个休息、健身的活动场所,人们习惯称它为养蜂夹道。

位于北海公园内的仿膳饭庄,开业于1925
年,它的前身是清宫御膳房,是北京乃至全国唯一经营皇家菜点的地方。

他还喜欢险中求胜,对手有时没叫,他抓住这个特点,动不动就加番通常是叫加倍,可小平同志总是用四川话叫加番,大家也就跟着这么叫。自始至终,他精力都很充沛,打得很用心,很讲技巧。再加上他跟我们在一起打的时间比较长,打熟练了。

20 世纪50、60年代前期,无论“十一”、“ 五一”,
北京总要举行盛大的群众游行,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检阅完游行队伍后,中午总是到养蜂夹道用餐。按惯例服务员们在餐厅门口列队迎候中央首长,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依次走入,大家热烈鼓掌,毛泽东主席总是带头向大家招手并微笑致意。

在中国人民心目中,小平同志是一位伟人。在我的心目中,他既是一位伟人,同时又是一位慈祥和智慧的长者。和他在一起,没有疏离感,也不让人害怕,可敬而且可亲。我至今都在怀念他。

周末晚上,这些领导人准时赶到养蜂夹道,围桌而坐,尽享打桥牌的快乐。他们一般玩到12点,吃些馄饨、火烧等简单的夜宵,每次照例由小平同志请客。有时候星期天白天也来玩,小平同志总不忘带瓶茅台酒,玩完牌大家小酌一番,一边举杯一边谈笑,真是其乐融融。小平同志每个月派工作人员结一次账。只要是私人活动,他从来是自己掏腰包,公私分明。

王大明曾和小平同志警卫秘书张宝忠专门谈起这事,两个人都感叹,文章怎么能这样写呢?老爷子打牌哪钻过桌子啊!实在是太过分了。本文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我们讲述了这位可敬、可亲的牌友邓小平。王汉斌干脆就叫大王,你就叫二王桥牌是一项高级扑克游戏,现在已经成为风靡世界的体育运动。不过,新中国成立前打桥牌的人很少,据我了解,仅仅局限于高级知识分子当中,比如大学教授、记者、医生、工程师。我是新中国成立前在北平上学的时候学会打桥牌的,主要是从事地下工作的时候用来做掩护。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到北京市委研究室工作,有几个同事,包括王汉斌,也喜欢打桥牌。他们是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时候学会的。
小平同志是什么时候学会打桥牌的,他从来没有讲过,我也说不太准,听说是1952年他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时候,在四川内江遇到一位朋友教会了他打桥牌。而此前,比如渡江战役的时候,小平同志也经常打牌,不过打的还不是桥牌,是打百分之类的。

原标题:周恩来到仿膳饭庄吃饭为何一再“补钱”?

在这方面,我们都很守纪律,个人问题绝不对小平同志谈,也不趁机反映什么事情。只有一次,大概是1970年代末,我实在是憋不住了,在饭桌上说北京市委冤案应该给予平反。小平同志没有吭声。那个时候两个凡是盛行,我们还不懂到底是怎么回事。能够和小平同志做几十年牌友,得到他的信任,我们的谨慎、守纪律,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

现在可以公之于众的就是,它是1958年国务院批准建立的一个场所,是中央领导开会、会客以及紧张工作之余稍事休息、放松的地方。由于当时只有副部级以上干部才能进入,在人们的心目中,这座院落也就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既然没有名称,“养蜂夹道”就成了这座神秘院落的民间称谓。

对比赛挺认真的小平同志1973年,小平同志第二次复出,但我们没敢和他联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叫我们交代阴谋,说我们不是打扑克,我们是裴多菲俱乐部。我们和小平同志打牌成了很大的罪状。当时曾在养蜂夹道俱乐部旁观我们打牌的领导,在文化大革命中基本上都被打倒了,有关的专案组都找我谈过话,问我在养蜂夹道商量过什么阴谋,我说就是打牌,没说过别的事。专案组自然不信,非要我交代,说我不老实。后来我们开玩笑说,俱乐部的主任是万里,邓小平是名誉主任。邓小平当时也没找我们,估计那个时候他也没找过其他人打牌,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批判他的罪状里,也有借打牌搞裴多菲俱乐部这一条。粉碎四人帮以后,1977年小平同志第三次复出。

到养蜂夹道次数最多的要数邓小平,他那时担任**中央总书记,经常在这里开会、会客或是找人谈话。尽管小平同志不很爱说话,但他的性情很活跃,常常在紧张工作之余来这里轻松一下。他大多是周末晚上来,先是打台球,后是打桥牌。小平同志的桥牌打得很出色,很难遇到对手。他的牌友包括当时的国防工办主任赵尔陆上将,团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万里,对外文委主任张致祥以及后来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王汉斌,北京市政协主席王大明。

邓小平打桥牌

“不能出事”,
这句话让庞长红牢记于心,这样即使出点事他也会化险为夷。“文革”后期的一天,江青到仿膳饭庄宴请美国客人,那天江青兴致很高,谈天说地之外,还向美国人不停地介绍宫廷菜肴。不料当一名服务员端着一盘糖醋鱼正走到江青身边时,盘子突然“炸”开,连盘带鱼都掉在地上。那位服务员一时吓得面如土色,不知所措。庞长红见状立即上前,向江青和美国客人道歉,并赶紧打扫干净,嘱咐再上同样一盘。

小平同志钟爱桥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他一生和很多人打过桥牌,但相对固定、经常一起打牌的搭档不多,早年一起打得比较多的是万里、吴晗、张致祥,后来比较稳定的搭档是王汉斌、丁关根和王大明(本文作者)。知道这个的人也不少。近年来有一些这方面的文章,有的写得不错,但也有的很不严肃,甚至是胡编乱造,比如说打牌时牌友们故意让着小平同志,小平同志打输了钻桌子。

江青当时一句话没说,
但脸色阴沉。当晚,江青果然找事了,让中央警卫局的一位副局长追查。她厉声说:“今天的饭吃得很不舒服,在美国人面前出这样的丑,这事一定要查清!”庞长红知道是因为鱼太热加上盘子太凉才出的事,那位服务员并没有什么过错。

当时还有一个队,四名主力分别是胡耀邦、万里、聂卫平和荣高棠的儿子荣乐弟,他们水平也不错,第一届的时候好像拿的是亚军。后来,比赛组委会就固定我们这两个队算种子队,选拔赛就不用参加了。选拔赛的前两名再加上我们这两个队,四个队争夺冠亚军。小平同志对比赛挺认真,健康与运筹杯一共举办了十届,我们拿了九次冠军。有一次是胡耀邦他们拿了冠军,我们是亚军,小平同志挺不服气的,不过那一次确实是我们没有打好。冠军奖杯是流动的,哪个队拿了冠军就放在哪个队。我们拿了冠军,就把奖杯搁在小平同志屋里头,他是很高兴的。

1954 年,根正苗红的庞长红(1934 年9 月生,山西原平人,1954 年—1960 年9
月在北京饭店任服务员,1960 年—1966 年8 月在国务院招待所工作,1966
年—1973 年8 月在民族饭店餐厅工作,1973 年8
月后到仿膳饭庄任职)经过严格的政审从山西省原平县来到北京,开始了先后在养蜂夹道、仿膳饭庄等处长达几十年的工作生活。在这种特殊环境中,庞长红得以与许多伟人、名人打交道,留下了许多难忘的故事,也成为一段历史的见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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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知道,在这之前,小平同志1959年曾摔了一跤,腿断了,没有别的活动就打桥牌。小平同志打桥牌固定的对家是当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的主任张致祥,陪他比较多的是万里、吴晗。王汉斌和我去了之后,小平同志就老找我们,开始的时候他的对家还是张致祥。我们跟张致祥也打了一段时间。

1975
年,周总理已经重病在身,他在北海养病期间,到仿膳饭庄的机会也多了。有一天他漫步来到仿膳饭庄,庞长红一见,赶紧上前问候总理。他知道总理爱吃肉末烧饼,就对总理说:“我们这就给您做您爱吃的肉末烧饼。”那顿饭周总理吃了一盘炒油菜心,一碗蛋黄汤,两个肉末烧饼。庞长红知道,凡是私事,总理必然是自费。等到总理吃完后,他向总理报账说:“您这顿饭花了一块五。”可是总理却摇了摇头说:“不对吧?木炭费算上了吗?要我看三块都不止。”看到总理的认真劲儿,庞长红只好收了三块七。不料第二天总理又派人来“补钱”,理由是北海公园当时不开放,没有游人为我这两个烧饼也得专门开火炉,这样炭火费、人工费也要算上。最后只好按总理的意思收了5
元钱。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这之后,有一次小平同志还曾找吴晗、王汉斌和我一起打牌,说明小平同志当时也不太清楚文化大革命的内幕。我当时认为文化大革命跟我们这些人没关系,如果真要批判吴晗,小平同志怎么还会找他来打牌呢?我完全没想到文化大革命中吴晗会被整得那么惨。

周恩来在仿膳会见美籍华人李振

小平同志把打牌和工作分得很清楚,打牌就是打牌,不谈工作,也不谈国事、家事。我们在一块谈牌技,这个牌应该怎么叫,怎么打更合适,这些可以随便谈。有时小平同志也开开玩笑,活跃一下气氛。但别的,都不谈。

周恩来总理到这里来的次数较多,有时是来理发,多数是召开会议。有时会议结束后在这里吃顿便饭。一般他要点葱油饼、稀粥再加点咸菜,最多增加个他爱吃的狮子头。

当时打牌一般都在北京养蜂夹道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是小平同志、彭真等中央书记处的领导根据大家的意见提议建立的,为党内副部长以上、军队少将以上的领导干部提供一个休息、健身的活动场所,人们习惯称之为养蜂夹道。

仿膳饭庄的牌匾是老舍先生新中国成立前书写的,而这块匾额在“文革”中却惨遭造反派的毒手,落款“老舍”二字被挖掉,残缺痕迹诉说着不平。1975
年5
月,周总理来此见到此匾大为吃惊,听说缘由后,他扼腕叹息这块匾额的命运,更痛心其作者的不幸:“很可惜,我没能保护好他。”

小平同志平等待人,这是我感受最深的。打牌的时候是很平等的。大家在一起,没有什么官大官小之分,也没有说我一定要听你的。打牌就是打牌,可以是对手,也可以是队友。如果和他打对家,我出错牌了,他会毫不客气地指责;他出错了,我也敢说他:你的牌出错了,如何打更好。我说的不一定对,但他不在乎,觉得你说得对会点点头,觉得你说得不对会反过来说你。所以和他打牌,我们没有什么压力,是一种愉快的享受。有这种平等感觉真是不容易,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前,我和小平同志的差距太大了,他当时是总书记,而我只是一个处长。主席曾经讲,领导和下属常常是一种猫鼠关系。小平同志和我们之间非常平等,显然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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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4年开始,中国桥牌协会曾经专门为小平同志设立了一个名叫健康与运筹杯的老同志桥牌赛,小平同志挺愿意参加的。比赛是复式赛,每队上场的是四个人,规定这四个人的年龄加在一块必须够两百岁,四个人当中还必须得有领导干部。因为国际上桥牌比赛是六个人一队,有两个人是后备的,所以有时候邓楠、邓朴方也参加。我们拿了第一届冠军。

当时在养蜂夹道看打桥牌的领导干部不少,我们戏称为歪脖子。有一些人还很上瘾,本来我都不怎么认识,后来熟了,我记得吕正操、一机部部长赵尔陆等看的时间特别长,一直陪着我们。还有一次,我们正打着呢,周恩来总理来了,找小平同志商量事。周总理就站在我后头,还给我支招,他说的都是内行话,说明他也是会打桥牌的。

在中国人民心目中,小平同志是一位伟人。在我的心目中,他既是一位伟人,同时又是一位慈祥和智慧的长者。和他在一起,没有疏离感,也不让人害怕,可敬而且可亲。我至今都在怀念他。

后来,铁道部部长吕正操推荐了当时在铁道部工作的丁关根,说他桥牌水平较高。小平同志把他找来,一打,果然如此,所以后来小平同志比较固定的对家是丁关根。

很快,张宝忠就通知我们去小平同志家里。到了小平同志家,他跟我们握握手,叫我们大王、二王,挺高兴的,说了几句话后就开始打牌。从此就又持续下来,每个星期去小平同志家打牌。文化大革命后,小平同志虽然年纪大了,但精力还是很充沛,头脑清醒,打起牌来仍然很有兴致。打牌的时间一般还是星期三、星期六、星期日,开始的时间也差不多,星期三、星期六是晚上7点,星期日是下午3点,结束的时间比文化大革命前早一点,一般是到凌晨1点,稍微早一点结束,也得过了12点。再往后到1990年代,小平同志的身体差一些了,一般打到11点就结束了。小平同志在牌桌上话不多,表情也少。但是,一旦牌打得非常得意时,或者大家在一起聊天聊到有意思的话题时,他往往会笑,表情非常丰富。

附注:王大明,原北京市政协主席、全国政协常委。1953年调北京市委政研室工作后与时任政研室主任的王汉斌(后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在工作之余合作玩桥牌,并且搭档长达几十年,被桥牌界称为二王。

听他的家人说,到后来身体很不行的时候,他还老想着打桥牌。

我们通常要在那里吃一顿晚饭,吃完饭就又坐下来接着打。当时打牌这事是保密的,我不能跟其他人说,到了早上还要按时上班。幸亏那时候年轻力壮还能扛得住,但也挺辛苦的。

小平同志1989年退休之后,生活非常有规律,晚上时间的安排,一般是星期一看电影,星期三、星期六、星期日打桥牌,星期二、星期四、星期五打麻将。打麻将他找的是家里人和身边的工作人员,打桥牌就约我们这些牌友。据小平同志家里人说,他比较喜欢的还是打桥牌。

小平同志逝世以后,这项比赛就停办了。

打牌的时间大体上是星期三和星期六的晚上,星期天的下午和晚上。星期三和星期六晚上一般是7点开始打到夜里3点。星期天一般是从下午3点打到夜里3点。那个时候小平同志身体特别好,精力一直很充沛,打得很用心。

打牌就是打牌,不谈工作,也不谈国事、家事在我接触的领导同志里面,小平同志的桥牌水平是最高的,而且牌风好,非常守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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